本文从2024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中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和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新闻学论文。2024年中国新闻学研究保持较为稳定的议题聚焦与视角创新。首先，新闻理论、新闻生产、媒体融合、新闻从业者以及新闻用户等方面的研究，支撑起过去一年新闻学知识生产的基本盘。其次，随着数智传播技术对新闻实践的不断重塑，关于新闻业务与多元叙事的理论探讨重回新闻研究的前沿视野。此外，研究者们在中国新闻创新实践的追踪与比较、经典新闻学概念的反思与钩沉、新闻史与社会政治史的交叉研究以及新闻与社会性别等议题的探索上亦有亮点。
《国际新闻界》新闻学年度综述课题组成员包括：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束开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惠一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肖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2024年，新闻理论领域的知识生产呈现出多维层次的研究图景，学者们就数字媒介语境下的学科发展、新闻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的职业实践、新闻与社会的关系阐释以及中国新闻业的持续变迁等方面层次化地夯实新闻学基础理论所涵括的经典议题与新兴话语，以图对大众传播时代新闻学核心概念解释力的日渐式微进行重新审视（王润泽，米湘月，2024），研究者们的论述范围兼顾中国与世界、特殊与普遍、历史与现实。
首先，新闻学的建构与发展根植于特定的社会语境，有其特殊性。当代中国新闻理论大多数表现为新闻本体论、新闻业态论以及新闻关系论所构成的有机统一体，而不同的理论结构板块都具有各自的标识概念体系。新闻本体论回答“新闻是什么”的问题，其标识概念为“正面事实”“整体事实”等；新闻业态论回答“新闻业是什么”的问题，其标识概论为“耳目喉舌”“党性”“人民性”“舆论引导”等；新闻关系论回答“新闻关系是什么”的问题，其标识概念主要为“人民中心”“新闻手段”等（杨保军，2024）。在全球视野中，互联网语境下的新闻学成为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命题，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对数字新闻学/互联网新闻学的关注试图构建起后大众传播的新理论范式。而新范式的提出不在于给出一种完成时的解决策略，而在于通过厘清现状，探索出一条推进范式创新的研究思路和路径、提出实现范式转换的系统化思考（王斌，田自豪，2024）。此外，新闻学的范式建构不仅体现为上述理论命题的重建和回答，例如就新闻实践的正当性而言，传媒规范理论的建构亦是新闻学在不同社会语境中与其实践形态的关系阐释。有研究者（吴静，2024）主张，应当以一种“去新闻化”的思维构想规范理论，弱化新闻业的中心地位，将新闻业理解为更大的媒介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先验地将规范理论局限在新闻行业内部，才能从规范理论的母体中孕育出超越传统规范理论的新的数字新闻与媒介伦理。
其次，就新闻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国内学者围绕“新闻世界”概念试图在新传播技术语境下重置新闻在社会中的位置关系与重要价值。有研究者认为（王润泽，米湘月，2024），新闻世界是对新闻学研究囿于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二元对立框架的反思，新闻世界立足于客观事实，通过新闻生产传播与新闻接受的互动过程，新闻接受者选择性构建出来的主客观世界有机统一的时空环境，其兼顾事实的客观呈现与认知的主观建构性的双面向。在理论建构方式上，新闻世界是在中西对话中尝试挺立的、兼顾普遍与特殊的元新闻概念。它自人类出现时就已出现，“直接把握到”“无前设性”“无成见性”“面对实事本身”，对于新闻世界而言，是必要条件和前提（姜华，2024）。对新闻接受者来说，日常新闻与非日常新闻则构成了完整的“新闻世界”，但日常新闻与非日常新闻之间的边界正在逐渐消融，当前更具私人性质的日常交往领域、以普通民众为生产主体的内容信息正在通过公共化成为形式上的“非日常新闻”，从而获得相应的公共注意力。故此，新闻研究应该将研究对象拓展至日常新闻领域，“下沉”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新闻领域，构建起更加全面的新闻学知识体系（杨保军，张博，2024）。
再次，对新闻业变迁与更为具体新闻报道实践的理论分析与建构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关注。以新闻创新过程中的数据新闻为例，新闻作为知识的理论视角被重启，数据新闻生产者对于数据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及其实践策略的认知显著不同于传统新闻，在面临社会化媒体、平台公司等外部知识生产和分发平台的压力下，机构媒体寄希望于数据新闻这类融合传统媒体资源与新兴技术方法的创新新闻产品，以维持自身作为知识生产机构的权威（白红义，张恬，2024）。对新闻创新的认识论建构与反思在学术话语的公共表达上仍然体现为一种“元新闻话语”。而元新闻话语关涉剧烈变迁背景下新闻业的正当性以及如何塑造新闻业在当下的社会地位等理论问题。元新闻话语本身作为考察新闻业变迁的中层理论，其价值在于能够在跨语境迁移的过程中，以其原发理论内核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聚焦中国语境下新闻业发展与变迁过程中的特殊与普遍议题（李拓，2024）。但不论新闻业如何变迁，围绕新闻业的核心话语需要在“实在”而非“建构”层面关注并处理“事实”本身所指向的理论问题（曾持，2024）。
近年来，学界持续关注数字技术与社会变迁语境下新闻经典概念的嬗变。今年的研究引入了更丰富的跨学科资源和技术方法，对新闻客观性、新闻价值、新闻权威等概念进行系统梳理和再阐释。研究逐步超越传统的规范性讨论，更明晰地确定了相近概念丛的边界问题，并在具体语境中检验并“改造”了上述经典概念。
研究者普遍关注到，在后真相时代，新闻学概念的界定与意义阐释愈发充满不确定。当情感逐渐取代事实，这一转变是否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研究认为，人-媒介（技术）复合主体的新闻生产情境中，“暗知识”的出现动摇了新闻作为知识的文化权威。所谓暗知识是指人类既无法感受也不能表达的、只有机器才能掌握的知识，以计算机可以“理解”或“接受”的机器语言形式存在。算法黑箱、AI深度伪造、视频操纵等产生的假新闻和伪信息，则让传统新闻知识建构的真实图景日渐模糊，进而新闻知识面临渐渐失去主导社会共识和公众信任的风险（涂凌波，刘梦青，2024）。当新闻的“真”不再单纯依赖事实呈现，新闻价值的标准也随之动摇。传统新闻价值标准主要依赖于对偶发事件的观察，但在后真相时代，这一标准加剧了主体意识的瓦解。因此，研究者提倡新闻价值研究应从“社会事件”转向“符号文本”，在广泛的探讨、辩论甚至不断纠错中探寻具有共识性意义的“社群线）。
对于新闻价值，研究者不仅重申了评价主体和标准建构的问题，还在更广阔的新技术与传播语境中验证、拓展其具体内涵。研究通过一组计算实验，对算法推荐平台中新闻类视频的新闻价值要素展开测量，发现算法强化了显著性、新颖性、接近性、重要性，弱化了不积极的情绪与情绪强度。同时，用户的新闻偏好也会影响算法对新闻价值的弹性调整（黄阳坤，师文，陈昌凤，2024）。然而，无论是传统价值标准（如时效性），还是数字时代的新兴价值（如沉浸性）均强调新闻的特定功用，即新闻的“使用价值”，难以适应数字生态的动态发展。因此，有研究者（虞鑫，苗培壮，张铭雨，2024）提倡更细致地考察新闻的“语境价值”。在理论上，语境价值统摄着新闻的使用价值，前者是新闻反映其生产传播过程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并对其起到反作用，后者则是新闻在感知特定历史环境的同时通过实践适应语境并发挥效用。
数字时代的新闻职业危机是此类研究的另一个核心议题。新闻权威被视为一种专业或职业的文化权威。理解新闻权威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新闻作为一个“专业”何以成立以及何以正当化（李艳红，2024）。随着远程报道慢慢的变成为数字新闻生产的常规，以“现场目击”为正当性前提的新闻权威遭遇深刻挑战。围绕“热搜榜”来寻找新闻线索是远程报道的主要做法，采编人员经常将社会化媒体账号虚拟定位到事发地，再借助“附近的人”等平台算法来搜寻公众发布的现场图文和视频，以此替代具身见证。这种通过虚拟“在场”或者制造“目击”所生产的远程新闻，与“在地”的目击实践渐行渐远，进而为新闻文化权威的重建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江浩，彭剑，2024）。从建构主义视角看，当前中国新闻业呈现出职业边界的调适与流动，通过与不同社会系统和职业群体的合作与协商，新闻从业者维持着职业边界的共生状态，研究之后发现，中国新闻职业的边界并不是一个排他性的位置，呈现为“内紧外松”的职业边界结构（刘念，2024）。此外，新闻权威的动摇还影响着新闻业的把关能力。有研究者呼吁将新闻把关从描述性理论定位到中层理论的建构目标中，尤其关注智能媒体时代新闻把关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价值，进而构建关于新闻把关的规范性概念（毛湛文，2024）。
在方法论创新方面，研究者也提出了一些有益于深入挖掘经典概念的思路。首先，愈加复杂的技术环境凸显了对更精细、有效的检测验证的方法的需求，以回应学界对于经典概念现实适用性的分歧。有研究开发了适合移动端应用程序的审计工具，通过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揭示算法本身的推荐逻辑（黄阳坤，师文，陈昌凤，2024）。其次，主流方法论一般会用结构化的宏观视角，并结合大规模样本的实证研究进行探索，容易忽视个别重大事件对新闻业发展的关键影响。有研究主张将关键事件（critical incidents）作为一种方法论视角，通过一系列分析特定事件对新闻生产、传播、乃至更大的结构与关系问题的影响，透视新闻业变迁的内在动力（白红义，2024）。此外，学者们开展了跨国比较研究，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新闻实践的本土特征与多样性，以全球视野揭示新闻学概念与社会语境各要素间的互动机制（虞鑫，苗培壮，张铭雨，2024）。
2024年是媒体融合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走过的第十个年头。众多研究者站在这一关键节点回望媒体行业十年来的融合发展历史，历时性视角由此成为今年媒体融合研究的显著特色。此类研究不再局限于关注媒体建设模式或外在技术环境的即时影响，而是着眼于更长的时间维度，纵深地剖析、比较媒体融合建设的组织架构、内核优势以及与其他行动者互动关系的演进。同时，相关研究更为强调媒体融合的在地经验，尝试在中国情境下建构本土化理论。
在宏观的发展定位层面，中国式媒体融合旨在通过弥合分歧和构建共识，推动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立，有研究者梳理了过去十年中国式媒体融合的核心问题清单，呼吁加快这一领域的自主知识创新体系建设（朱春阳，2024）。在新闻规制方式加强完善和融合的语境下，依托用户、社区与开放的技术基础，力求打造无边界市场。基于对中国媒体融合的阶段性认识，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擘画了未来媒体融合的发展进路。考虑到复杂的政治、经济与技术背景，有研究指出了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呈现出主流化、平台化和智能化三重实践进路（强月新，胡青山，2024）。同时，亦有研究回归中国主流媒体的内在发展逻辑。一方面，媒体融合包含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互动演化的双重实践，存在“新媒体入侵”“传统媒体封闭系统开放”“新型主流媒体自救”以及“新媒体边缘突破”四个阶段，媒体融合的重点是推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利共生（张涛甫，陈曦，2024）。另一方面，媒体融合应把握媒介革命及其带来的文明形态转型，从更宽泛的市场、产品、运营等层面创新媒介机制，以实现“突破性创新”（喻国明，耿晓梦，2024）。
随着融合进程的深入，尽管面临相似的宏观环境与挑战，各类新闻媒体的实践效果却不完全一样。原因主要在于，它们对市场、技术和受众需求存在不同的理解与应对方式。通过调研国内10家具有转型示范效应的报业集团，研究之后发现其共同的成功经验是充分的发挥体制优势。主流媒体通过利用内容生产的牌照优势、资本运营的官方背书等红利，激发了媒体融合的创新活力（辜晓进，王敏，2024）。然而，主流媒体在依托体制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结构与资源的固化，主流媒体在融合创新过程中出现高度趋同现象，这种趋同不仅源于组织内部结构的惯性，也受到外部环境压力及组织间合作伙伴关系等因素的实际影响（朱江丽，左雯榕，2024）。
在媒介化治理视角下，媒体融合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还涉及主流媒体与地方政府的“非对称性”关系：媒体深度嵌入地方政治场域，地方政府也通过媒介制度激励和政务资源分配机制反向嵌入媒体。这一关系暴露出两者在组织同构化和商业化倾向上的隐忧（刘黎明，张潮，2024）。作为媒体融合场域的“后来者”，政务新媒体可能面临更严峻的行动壁垒。研究之后发现，政务新媒体在实践中难以协调原生科层组织携带的“惰性”要素与融合转型需要的创新行动之间的张力（马丽丁娜，2024）。
此外，另有研究选择了一个更细微的取径，通过媒体组织的内部运作与从业者体验检视媒体融合的实践效果。聚焦新闻编辑部的空间部署，有研究者（夏正玉，陈忆雨，2024）以澎湃新闻搬迁至市中心为个案，发现这一“逆行”现象不仅优化了成本管理、便于内容生产，还通过调整空间布局重塑了数字化新闻生产流程。这一空间融合实践既塑造了从业者的共同文化认同，也加强了编辑部与城市共同体的联结。同时，从业者对媒体融合的态度也是影响媒体融合成功与否的关键。研究表明，我国新闻从业者对所在组织媒体融合的认同程度较高。技术变革能够提升从业者对媒体融合的积极态度，任务变革表现出与之相反的作用，而结构与人员变革未产生显著影响（王军，胡思琦，谢鹏，2024）。
新闻生产的流程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近年来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数字技术为该议题带去了许多大众媒体时期不存在的对象与场景，而过去一年的相关研究涉及了这些创新视角，可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加以认知，前者描绘了生产制度与个体间的对抗拉扯，而后者体现出多元主体在数字空间中的对话协作。
从时间维度看，即时性（immediacy）是数字媒体环境下的组织常规，新闻生产实践往往围绕着“高速”的“流量竞赛”氛围，构造出组织层面的加速时间制度。这种制度的落实会带来时间的区隔性与秩序消解，以及传统意义上的截稿时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永不停息的交稿需求（陈阳，李宛线）。除此之外，当时间加速在新闻编辑室内形成文化气候时，可能加重从业者的时间焦虑与内卷关系，尤其体现于希望尽快进入核心实践领域的实习生群体中（伊俊铭，2024）。值得一提的是，相比第三方商业平台，在明确知晓自有平台流量不如商业平台的情况下，有的机构媒体放弃以流量数据作为考核标准，并通过更精细的分工、个体间非制度化的生产惯习（如组内灵活商量轮班方式），以保证自身专业价值和运作模式不受时间加速主义与商业流量竞赛的过度侵蚀（陈阳，李宛线）。
从空间维度看，社媒平台、微信群聊均是数字时代所特有的新闻生产与多主体交互场景。上世纪泽利泽（Barbie Zelizer）曾提出阐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概念，将记者视为由共享话语和对关键公共事件进行集体阐释而团结起来的社群（Zelizer，1993）。当时的研究一致认为，记者社群倾向于用专业经验垄断新闻的生产与阐释活动，在与公众的不平等对话间形成新闻权威，而随着新闻生态与多元行动者间权重变化，新闻阐释社群的组成与主体关系都需要在新技术环境下重新讨论。张宏莹（2024）用新闻行动者网络理论（NANT）编织出数字媒体语境下多元行动者的互动关系，其中专业媒体与个体公众协作共同构建意义。田浩（2024）通过考察专业新闻记者与普通用户在微信群中的新闻分享与讨论活动，认为微信群聊作为半公开（semi-public）的交流空间，创造了“记者-公众”间在传统媒体时代不曾有的亲密社群氛围，既不会消解专业记者的权威性，又能在平等对话享和创造意义，新闻业的影响力可在日常生活对话这一微观层面上铺展。这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印证了新闻生产中情感表达的价值——广泛的人员参与自然会增加话语空间的情感诉求浓度，而情感能在以新闻事件为纽带的对话空间中发挥生态性的非消极作用，并非专业理性截然二分的对立面（周睿鸣，2024）。
同时，研究者亦关注新闻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的非传统工作方式——整合（aggregation）新闻与人工智能协作。王敏（2024）通过对机构媒体的田野调研发现，整合新闻是行业受结构性影响（如需要低成本快速大量产出新闻故事）产生的调适结果，从业者在实践中的确面临着核查不到位导致的数据错误、内容同质化、碎片化、缺乏深度与权威性等问题，但也在试错中积极调用和改造“第二落点”、同行消息来源、远程采访等成熟报道常规，使新闻整合从边缘工作方式日益走向具有合法性主流地带。此外，在全球视域内，新闻生产实践是否允许用AI、多大程度上使用、使用后要不要标注、怎么样处理A与既有从业者的关系，均没有统一和具有完美推广性的共识（李怡志，2024）。这也说明无论当下与未来，技术行动者与数字新闻语境都在持续参与并不断调整着新闻生产的主导范式。
面对数字技术的快速更迭和新闻消费环境的持续变化，创新是新闻学研究必须回答的关键命题。这一年，研究者不仅更精准地剖析了多元行动者的结构困境与创新行动，还针对新闻创新进程中的技术、社会与关系等复杂动因贡献了更为审慎的思考。
作为主流的新闻行动者，传媒组织是不是具备自觉的、乃至成熟的新闻创新意识？又会策略性地采取哪些创新行动？相关研究将传媒产业视为一种结构化系统，探讨结构定型与主体能动这两股力量如何相互牵扯，推动或制约新闻创新进程。研究之后发现，探索式创新更有助于改变传媒结构。尽管评判依据有赖于创新行动的结果，但相对而言，探索式创新比立足既定结构的利用式创新更能破除路径依赖，也更有助于媒体组织突破结构锁定的困局（邓敏，原永涛，2024）。
区别于传统大众媒体的新闻创新实践，研究者还关注到游离于媒体生态的外围行动者——“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研究之后发现，基于不同的职业文化情境，另类媒体并不总是居于主流新闻理念的对立面，甚至往往在一种调和性的权力结构的运作下，成为实践创新和行业增长的新动力，故此应将另类媒体视作“未来主流”在当下的一种初级形式。未来，随着新技术的涌现，另类媒体将逐渐被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驯服”，以此来实现“正常化”，中国学者也须基于对本土实践的忠实解读形成自身的另类媒体阐释框架（黄文森，常江，2024）。部分研究尽管未直接采用“另类媒体”的概念，也同样关注到外围行动者的新闻创新实践及其独特优势。有研究者（孙甜甜，2024）通过调研一家民营新闻信息网站发现，新闻媒体对用户生产内容（UGC）的采纳从碎片化、偶发式走向制度化。在观点提供者、故事描述者和事实守护者等临时性角色之外，用户作为原创作者与内容策展人深度参与网站的内容生产。
除新闻生产模式之外，对于新闻样态的创新亦是此类研究关注的重点。在崭新的、亟待开拓的事实核查行动者网络中，主流媒体不再具备天然的先发优势。以开源新闻事实核查为例，民间新闻创新组织逐渐摆脱“边缘”与“另类”的标签。有研究者（梁骏，杨舟，2024）以欧洲知名事实核查组织Bellingcat为对象，发现其希望能够通过事实核查实践重塑新闻业的话语生态，但同时民间新闻组织在实践中又难以逃脱传统新闻业的框架。无论是数据的开源、技术的外包还是资产金额来源的多样化，都很难确保民间新闻组织真正拥有认知特权的地位。
纵观每一类行动者的新闻创新行动，它们都将数字技术的应用作为核心手段。研究之后发现，以ChatGPT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优化传统新闻的形式与内容、生产与分发流程、组织架构与生态。但是，数字新闻创新过程存在一种逻辑悖论，即技术既被视为危机的根源，又被视为处理问题的手段。生成式AI与数字新闻业在根本目标上并不一致。技术解决主义可能掩盖了新闻业面临的真正挑战，不利于践行新闻业的专业性与公共性使命（刘于思，闫文捷，2024）。因此，未来研究应摒弃对技术热点的盲目跟从，转而致力于对具体技术形式进行理论抽象，理性判断其对于新闻创新的必要性与适用性。该领域亦需要引入更多实证研究，在微观层面补充新闻工作者与用户如何认识、使用技术的证据，以及不同情境下技术对新闻创新行动的实际影响。
如果说去年的新闻从业者研究呈现出记者在技术冲击下的观念转换与实践应对，那么在2024年的相关研究中，人工智能等技术行动者已是弥漫于行业的共生者或背景性的存在，它们正在从样态（formats）、标准（criteria）、规范（norms）三个层面改变全世界新闻业。对此，研究者（常江，2024）指出，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并非绝对的积极帮手，而是用“自动化”的技术特征加重了信息世界的混乱，进一步导致“好新闻”的评价标准模糊、行业规范失效。
由此看来，虽然数字技术带来了流量数据（即转赞评、打开率、完播率等）等明确的量化指标和分析技术，新闻从业者却依然陷在内容质量评判的迷思里。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受众反馈形式，流量数据有着传统反馈不具备的快捷、自动、全面与公开，成为标示内容价值的符号，高流量内容创造出“爆款”概念，回报给记者以物质上的奖金与精神上的成就感（王敏，2024）。但显然，流量主导的激励机制所带来的生产流程加速，使得新闻从业者难免倾向于考虑内容的“性价比”，从而缩减了消息来源的广度与思维的深度。除此之外，前端界面上的流量数据，是经流平台黑箱后的中介数据，使他们无论对流量概念还是受众口味，都只能停留在“想象”层面。
面对这种现状，新闻机构采取的措施往往是在数据之外建立质性评价标准，如在“数据好稿”之外另设“质量好稿”，或从独家性、影响力、传播力、及时性等定性指标评估新闻质量（白红义，曹莹，2024）。此外，有研究者（王敏，2024）提出，新闻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的“流量锦标赛”（刘战伟，李媛媛，刘蒙之，2022）并不一定发生，传统新闻业的专业理念和生产惯习可能会对新技术使用带来顽强阻力，数字技术的确与新闻从业者的本地使用情境紧紧关联，但不那么容易重构其认知与行为。的确，新闻从业者在长期专业学习与职业训练中会形成独特的认知行为方式。尽管新闻业在纸媒时代的蓬勃理想主义被技术冲击、社会加速等要素磨损，以致成为大众文化怀旧的对象（施好音，白红义，2024），但职业观念具有认识论意义上的稳定性，甚至于这种观念不以职业身份的变迁为转移。研究之后发现，即使从媒体记者变为非虚构作家，记者时期养成的求真、敏感、对公共意义的追求也依然指导其写作（刘洁，刘蒙之，周云林，2024）。而且，新闻从业者对诸如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效用价值感知，与他们对AI的数字效能（即个体对于人工智能的信心）所产生的自我激励因素紧密相关，新闻从业者并没有陷入技术决定论的乌托邦，而是谨慎寻找不确定性威胁与技术本身价值实现间的平衡点（蔡梦虹，陈衍宁，2024）。
在职业主体身份认同方面，研究者（徐迪，2024）认为，既有机构从业者、非专业主体甚至技术物在内的主体都可作为技术时代的“数字记者”，但需掌握包括采写编评、数据分析、智能工具在内的数字技术，能依据符合新闻伦理的合法标准采集和处理信息，并通过实践活动架起社会公众、机构、技术物等不同主体间的互动沟通。在信源选择方面，社会化媒体中的公开信息改写了“记者在现场”的生产传统。研究之后发现，社交开源情报（SOCMINT）正加速成为机构媒体的重要信源。新闻从业者从社会化媒体中提取“有用”的信息来支持其判断与决策，这一些信息包括社会化媒体中的文本、图像、视频、地理位置、社交互动等。这些“直击现场”的SOCMINT在经过特定的筛选、校验和分析后，可以为新闻生产提供一种不局限于物理“现场”的素材获取和验证手段（张尔坤等，2024）。此外，在生产主体关系方面，机构媒体与外部创作者的共创实践是一种“危险而又值得”的尝试，前者在过程中保有主导优势，通过有限开放后者的创作自由，实现隐性控制，同时又用外部创作者带来的多元主体与生产方式拓展了自身的能力边界（强月新，胡青山，2024）。
总体而言，过去一年的新闻从业者研究呈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通过田野调研、记者手记等经验材料走入从业者真实的实践空间与情感领域（吕佳臻，2024）。在这里，技术既非纯粹为人赋能的希望火种，也非不可抗衡的颠覆性力量，而是与人客观共存、始终需要从业者与研究者共同直面的对象。实证研究表明，受众对AI新闻主播的感知与评价明显低于线），这正向回应了研究者提出的“依然要以人类作为新闻场域的主要行动者”的期待（常江，2024）。
采写编评是新闻实践的核心组成部分，亦出现在过去一年的新闻学研究主题中。其中包含对微观业务或具体新闻事件做历时性考古，并重思其现实意义。比如，研究者（刘鹏，沈荟，2024）考察了“对表”这一起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党报新闻编辑业务是如何形成和实践的，并从媒介仪式视角解读了“对表”中隐含的政治文化意义。该业务一方面有着统一行动、校准信息的隐喻，是国家政治秩序的表征和政治权威的展演，另一方面通过自上而下规范信息表征形式，进一步确认了全国读者对政治秩序的理解与遵从。亦有研究考察了自上世纪50年代起至2021年这70年间新闻如何言说“申纪兰争取同工同酬”事件，认为这类曾在特定年代意义突出的典型报道，可被新闻媒体作为社会记忆反复调用，尽管在当下的语境中受众可能抵抗典型叙事、挖掘其中争议，但也创造了重新认识历史、积聚记忆的机会（颜繁冰，2024）。
此外，相关研究也涉及对当下技术背景的新业务形式考察和技术批判。澎湃美数课编辑部在常规稿件条线开设“美数课堂”栏目，用以分享稿件制作流程、编辑自制的可视化工具、数据新闻相关论文编译等等。这种技术知识分享行动如同新闻业递向用户的“脚手架”，非新闻领域的用户可通过自愿学习借此提升技能攀至专业领域地带，加之开源本就是提升新闻透明性的实践方式，由此同时构建了受众对媒体的“技术信任”与“事实信任”（张宇昭，陶文静，2024）。然而业务中的技术应用效果也可能不尽如人意，有研究对人工智能撰写的新闻时评进行文本分析后指出，AI时评呈现出套路化、缺乏逻辑衔接、观点中庸而独断等特征，缺失新闻评论应有的对话性，从而提醒从业者应避免自身写作的“机器化”（张宇，曹林，2024）。
同时，新闻生产本身即是一种叙事实践，叙事材料体现出新闻的价值倾向及其对叙事对象的建构方式。有研究者通过一系列分析美国主流媒体在国际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上万张涉华新闻图像发现，相较于非中国图像，涉华图像具有饱和度低、构图复杂、红色与灰色突出等特征，呈现出现代化发展形态趋势下“威胁性的”“变动不安的”当代中国形象。同时这种图像叙事策略影响着平台用户的互动效果，用户更倾向与包含负面价值图像的报道互动，而非体现创新发展的积极图像。面对非传统的新型叙事策略不断涌现，不同学者呈现出明显的态度分野。有带着审慎的乐观期望，如有研究认为游戏化是新闻叙事创新的典型代表，在交互式报道作品中，受众可以调查员的视角进入被技术还原的调查现场，通过界面操作完成搜证、核查并形成对新闻事件的看法（林聪，塔娜，2024）。有研究进一步提出，游戏化策略能有效增进用户与新闻、与媒体情感连接，新闻业可期待具有更高新闻素养和公共生活参与的用户网络结构（何天平，2024）。相对地，亦有研究者（战迪，2024）对包括图像、声音、动画、超文本、游戏化涉及在内的诉诸感官的美学要素持批判态度，认为其作为新闻叙事中的“诱发物”（the inducer），通过唤醒受众的视听感官与情感体验，的确提升了新闻的吸引力和传播效能，但瓦解了新闻产品在历史上的标准化体系。故此，新闻业应避免过度煽情的美学元素，使其能够服务于新闻的本质。不过，随着可穿戴设备等“附身技术”逐渐兴起，人类每一刻生命经验都可能被记录成为信息源，感官、情绪可能被最大限度调取通过设备与VR技术沉浸入新闻的场景中（陈凯宁，2024），新技术支撑的新闻叙事会怎么样发展、该如何评判，都是需要长期观察的过程性问题。
过去一年的新闻用户研究大致呈现出三种用户形象，且自主权逐级增强，一是作为新闻的接受者，落点于传播效果评估；二是参与新闻生态文化重构的自由行动者和协作者，强调用户把握并发挥自身权利的积极能动性；三是直接与新闻的本体概念发生互动甚至给新闻媒体带来负面冲击的用户群体。
诚然，当下的新闻媒体十分关心使用者真实的体验，但对主流媒体、资讯门户和聚合平台等三类新闻业主体的受众观念进行考察后发现，新闻用户依然被媒体视为被困于信息中、需要被算法引导、自主性有限的内容接受与消费者（李红涛，杨蕊馨，2024）。如此以媒体为视点的受众想象与研究范式带来了新的传播效果实验，譬如，有研究者（徐敬宏，郭迪帆，张如坤，2024）发现，用希望导向的建设性新闻理念改写负面医疗健康话题，可以大大降低受众的社会风险感知，促进乐观情感。但积极的影响链条似乎到此为止，人们传播建设性新闻的意愿低于普通新闻，也并不一定会受正向情绪鼓励而切身投入社会问题的解决行动。反倒是与之相对的恐惧情绪能有效唤起个体的灾难认知，从而激发用户自我保护、问题解决与新闻参与的意愿（陈阳，赵家琦，2024）。
随着数字环境中的信息量指数级增加，信息生态活力增强，新闻媒体也必须面对用户的内容体验途径增多、不再以新闻的严肃与公共性为唯一价值取向的客观现实，用户选择的娱乐性、美学化、游戏性等外在特征都与新闻坚守的本体属性相遇互渗。研究表明，即使是以娱乐为目的使用社会化媒体，也会在偶然接触新闻的机会里积累严肃政治新闻的知识（万旋傲，2024），形成一种非正式学习（informal learning），而非形成“娱乐活动-严肃知识”对立观念下的“玩物丧志”。新闻视觉元素如界面设计、配图、可视化在传统价值之上为用户更好的提供具有美学意义的“新闻体验”，既在理性之外创造了一种直觉式信息理解过程，也能突破传统线性叙事塑造的解读框架，启发用户产生新的意义获知路径和新闻参与潜力（田浩，2024），比如一些新闻用户会因头图美观而点这里就可以看，会因感兴趣视觉设计而留言互动等。值得一提的是，新闻评论区、新闻视频弹幕这类由用户生产的信息也是人们在浏览新闻时认知事实的必要材料。有研究者（王斌，李曜宇，2024）认为，弹幕作为一种数字文化催生的游戏性机制创造了新的公共性内涵，一方面其丰富了新闻叙事、实践着观念共享，另一方面，弹幕本身的游戏规则属性（如“弹幕礼仪”）与公共性的规则诉求是同构呼应的，某些特定的程度能推动公共性实现。
此外，新闻用户对新闻学基本概念的认知态度，有时能为陷入重复阐释的理论问题提供新的解读。当转换视角，在网络新闻用户看来，真实不是抽象的标准，而是媒体真诚追求事实过程中的努力，一个新闻事件后续发生反转并不可能影响公信力，但不及时、不公开、不透明的消极应对则会（梁君健，杜珂，2024）。受众在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共同指引下的新闻事实期待，他们理解并接受抵达真实的困难。因此，比起严苛的真实要求，他们更看重新闻是否发挥了消除不确定性、服务、指导等社会功能。除此之外，新闻用户的激进评论也会直接影响新闻业对自身的价值认知和行为调适，有研究关注新闻从业者遭受来自新闻用户的语言暴力，这类行为被学术界称之为“在线骚扰”（online harassment）。研究认为，“在线骚扰”超越了“新闻批判”的合理诉求范畴，对媒体机构、新闻记者带来了不可忽略的外部风险（白红义，陈炜漫，2024），此前有研究表明，这类批评会对记者造成生理伤害或心理创伤，甚至有可能引发自我审查和寒蝉效应，蚕食新闻业的文化权威（陈炜曼，李红涛，2023）。这是新闻业努力与用户寻找协同关系背面的阴影地带，同样是需要未来研究者尽量跳出竖立矛盾分化的窠臼，从新闻工作、受众等多视角进一步关怀的问题领域。
近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围绕女性群体的社会性别反思与重建在各个时代具有不一样特征。就新闻与传播领域来说，近年来，研究者们从身份建构、劳动政治以及职业实践等不同维度，通过对社会性别话语及其展演的呈现，以塑造不同时期、不同空间范围内的女性形象与社会实践。
在中国近代报刊的话语实践中，新女性是中国转型过程中出现于公共舆论空间的身份概念，承载着清末以强国为政治目标的知识精英对理想女性的现代性思考，这种话语实践本身极具历史特殊性。清季民初，不同类别的知识精英基于不同的政治目标，经由话语实践中的指定与协商，构建起不同于传统女性形象的各类身份话语，这些话语在强国与救亡的双重语境下塑造了“国民之母”与“女国民”两种共存的女性社会身份。这种由国家意识心态介入的性别观念再造和重塑，奠定了具有现代特征的性别观念的基层建构（张满丽，2024）。在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作为群众运动的一部分，党报动员妇女群体的方式蕴含着中国对妇女工作现实性、复杂性的本地化经验。《解放日报》通过树立妇女模范所构建的宣传话语，立足农村家庭经济结构与伦理秩序，着意强调妇女在“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之间寻求平衡，从生产政治的角度完成由家庭“生育力”到革命“生产力”的角色转变（石尚上，2024）。
在新闻职业实践中，女性记者在戈夫曼“前台”与“后台”角色展演的意义上表现出流动的性别意识。在新闻生产前台，“去标签化”、解构新闻职业的“男性气质”以及调用“性别工具箱”等方式灵活、能动地适应新闻生产的全部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性别刻板印象，以此冲破工作上的能力与女性气质的“双重束缚”。相较而言，当进入新闻生产后台时，她们则呈现出传统的性别意识，通过对传统性别规范的引用来展现“示弱身份”，这里的“示弱”更多是劳动策略的选择。这种前后台的性别展演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体现了女性记者在职业和性别双重规范性下的有限主动性（尤红，2024）。此外，女性群体作为新闻报道的对象，阿富汗女性形象是多年来国际新闻报道的重要议程，有比较研究发现，中美俄三国对阿富汗女性群体的图片报道呈现出不同框架，美国新闻图片延续了东方主义的话语逻辑，将阿富汗女性描绘为冲突战乱的受害者和的反抗者。俄罗斯新闻图片强调阿富汗女性依附于婚姻家庭及宗教制度的传统社会角色。中国新闻图片则重视女性的自己独立及阿富汗社会的和平发展，将阿富汗女性塑造为具有主动性、平等地位的主体形象。研究者认为，在由西方文化霸权主导的国际舆论场中，中国媒体刻画阿富汗女性形象的视觉框架为媒体从东方主义迈向全球主义提供了思路（赵永华，陈苒，窦书棋，2024）。
近年来，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显著趋势在于报刊及其实践不是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作为研究视角，切入更为整体的研究问题，这些研究问题高度语境化，报刊史研究者自觉地把研究视野从报刊史核心转向更为发散的、对近代社会-政治语境下中国与报刊、近代报刊与世界政治局势之间关系的历史观照。
在近代中国官绅群体的信息传播与交往系统中，辕门抄作为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媒介，它不仅作为地方官绅获得政治信息的重要渠道，更是作为一种政治场域构建着地方官绅群体之间的政治交往方式。官僚士绅通过辕门抄对官员品阶用词的精确讲究来确认各自身份的象征资本；以对辕门抄中所涉及官场诸多事项的探寻和参与来维系官绅群体的本地化关系网络等，以此构建起富有地方特色的政治信息空间（刘晓伟，2024）。在对新式报刊的研究方面，相对于清季报刊所登载内容及其所引发的社会事件在社会动员层面的广泛影响，报刊本身在社会中的行业化和制度化的刊行方式却较容易被忽略，这关系到了近代报刊怎么来实现地理空间网络与社会信息互联网空间之间的关联与互动。研究之后发现，清末新政时期报纸与邮政的结合，刺激了近代社会信息流通的结构性变革，政治信息传播从封闭、单向度传送到有限开放、不定向流动，这一变化是国家信息传播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侧面（王含梅，2024）。相较于官方所建立的邮政制度，以《申报》为代表的地方大报得以通过机械化的铁路交通干线建设全国性的发行与分销网络，实现其在外阜的广泛影响力。但这种依托交通网络所形成的媒介网络的“全国化”仍然是局限的，而“完全地”覆盖全国疆域的报纸，要等到新中国成立后，实行“邮发合一”，将报纸纳入国家机器的运作，才线）。
除了对国内信息传播结构的重塑和影响，中国近代报刊还在不同层面主动和被动地参与到国际政治与文化交流的实践与影响中。在晚清“东学入中”的过程中，报刊译者群体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一群体因其译者身份而常常隐入历史尘烟，陷于无声之境。以古城贞吉为代表的“东文报译”群体在中日新闻交流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随《时务报》等维新报刊对日文报章的翻译，报译群体代表一种从日本方面观察西学的视角，由此成为晚清之际中国人的重要知识来源。而且，在此过程中，其行动慢慢突破译者的身份框定，在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层面产生深远影响（刘洋，王润泽，2024）。相较于报刊所促动的文化交流的浸润和相对缓慢的进程，近代报刊还参与到具有激烈政治冲突情境的外交与国际政治事件中，并扮演着公共情感的建构者角色。1875年的“马嘉理案”事件发生之后，以英国本土主流报刊《》和在华英文报刊《北华捷报》为代表的英国控制报刊利用有关信息参与对此事件的书写和讨论，重新定义马嘉理的个人身份，把他的死亡置于帝国之于其殖民地的事业之中。在传播史和情感史的视域中，报刊围绕马嘉理之死的信息传播，以个人情感和经验的公开和分享建构了英国民众对马嘉理的公共情感，报章及其政治倾向在建构层面操纵着彼时中英交往形成的经验记忆，而马嘉理的遭遇经过重写和改造又成为关于中国认知的一部分，并再次印证了过往的记忆（马玺，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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