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 世纪的科技发展浪潮中，中国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为国家的崛起和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陈芳允，便是其中一位闪耀着独特光芒的传奇人物。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经沧桑巨变、努力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关键时期，从山河破碎的抗战岁月，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再到科技快速的提升的改革开放年代，陈芳允始终坚守在科研一线，以其卓越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为我国航天和国防科学技术事业铺就了坚实道路。
在航天领域，他是我国卫星测量和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为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 的成功发射与测控立下汗马功劳；在国防科技方面，他参与爆炸测试仪器的研制，助力我国国防实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 “双星定位通信系统” 设想，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石，让中国在卫星导航领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逐步走向世界前列 。毫不夸张地说，陈芳允的科研成果和创新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航天和国防科技的发展轨迹，成为推动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强大动力。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陈芳允的生平，探寻他波澜壮阔的科学人生。
1916 年 4 月 3 日，陈芳允出生在浙江省黄岩县（今台州市黄岩区）一个充满爱国氛围的家庭 。他的父亲陈立信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着深切的关注。在陈芳允年少时，父亲就常常教导他：“一定要好好学习。我希望你将来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要在社会上立自己的业绩。” 这些话语如同一颗种子，深深埋在了陈芳允的心底，对他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岁时，陈芳允进入私塾开蒙，自幼便展现出超强的学习能力。升入中学后，他在国语、数学、英语等主要课程上成绩优异，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学霸。1931 年，15 岁的陈芳允考进上海浦东中学高中部，彼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国东北大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这一残酷的现实深深刺痛了陈芳允的心，他和无数爱国青年一样，义愤填膺，积极投身到爱国运动之中。他踊跃参加上海、日货，还满怀热血地前往南京请愿，希望能为挽救民族危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些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国家贫弱就会受人欺凌，从而坚定了他通过知识改变国家命运的决心。
1934 年，陈芳允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然而，在学习过程中，他逐渐发现了自己对物理课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新兴的电子学科，那些奇妙的物理现象和电子理论，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他。在几位物理系教授的帮助下，大学二年级时，陈芳允成功转入物理系，主攻无线电电子学。在清华园里，陈芳允不仅汲取着知识的养分，还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下国家的危亡局势。1935 年，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爆发，陈芳允毫不犹豫地加入到队伍中，高呼着爱国口号，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这次运动让他更加坚定了科学救国的理想抱负，他深知，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才能让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实现民族的振兴。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洒遍中华大地，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此时，陈芳允深知，要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必须学习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他毅然踏上了前往英国的留学之路，进入伦敦的sor 无线电厂研究室 。这里是英国著名的无线电研究机构，汇聚了众多顶尖的科研人才和先进的实验设备。陈芳允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西方先进的科学成果，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工作中。他不仅在上班时间专注于研究彩色电视接收机和滤波器等元器件，还利用业余时间到伦敦大学旁听电子学的课程，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和视野。
1946 年，凭借着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出色的科研能力，陈芳允脱颖而出，被选到曼彻斯特的研究室，参与研制英国第一套船用海洋雷达，他也是团队中唯一的中国人 。初到曼彻斯特，陈芳允并没有立刻投入到核心研究工作中，而是主动要求到雷达工厂的生产线上，和工人们一起干了几个星期的活儿。他深知，只有进一步探索生产实际，才能更好地进行研发技术。在生产线上，他仔仔细细地观察每一个生产环节，熟悉各种设备的操作和工艺流程，与工人们交流探讨遇到的问题，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熟悉工作后，陈芳允一头扎进研究室，开始致力于改进雷达的显示器。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当时的雷达技术还存在诸多不足，显示器的性能直接影响着雷达的探测效果。为了攻克这个难题，陈芳允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研究了各种可能的技术方案。他常常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反复进行实验和测试，不断调整参数和设计。实验过程中，他遇到了无数次的失败，但他从不气馁，从始至终保持着对科学的执着和热情。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力，他终于成功改进了雷达的显示器，大幅度的提升了雷达的性能和可靠性。
1948 年春天，陈芳允和研究室的同事们一起将第一套海洋雷达的样机装到了一艘名叫 “玛丽皇后” 的船上，进行随船海上测试和试用 。在一个多月的海上测试中，陈芳允时刻关注着雷达的运作情况，收集各种数据，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做多元化的分析和解决。最终，他们研究的船用海洋雷达宣告试验成功，这一成果引起了英国同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也让陈芳允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
此时，陈芳允的才华和能力得到了研究室主任贝尔的高度认可，贝尔希望他能够留在英国继续为研究室工作，承诺为他提供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 。然而，陈芳允心中始终牢记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 科学救国。他想起了自己在印度转机时的遭遇，当时由于没护照，他和同行的人被困在印度的小旅馆中，备受歧视。这件事让他深刻认识到，只有祖国强大了，在国外才能挺直腰杆。他毅然拒绝了贝尔的邀请，决定带着所学的知识和技术回到祖国，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8 年，陈芳允满怀报效祖国的热忱，毅然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此时国内局势动荡，为了扩充实力，对陈芳允这样的人才极为看重，试图拉拢他为其效力，甚至强制将他调到南京。然而，陈芳允内心对的腐败和内战行径深恶痛绝，他不愿为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出力。为了躲避的任命，陈芳允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 在接到指令的当晚，他狠心地拔掉了自己的脚指甲盖，装作受伤无法行动的样子。十指连心，拔掉指甲盖的剧痛让旁人都不忍直视，可陈芳允却一声不吭，他强忍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住进医院，以养伤为名，躲过了的纠缠。在医院的日子里，他一边忍受着伤痛，一边重视着局势的变化，等待着为祖国真正贡献力量的时机 。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陈芳允激动不已，他仿佛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和未来。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起初在学校任教，凭借扎实的专业相关知识和独特的教育学生的方式，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他深知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总是丝毫没有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
除了教学，陈芳允还热情参加科研工作。1953 年，他从上海调到北京，负责电子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当时国内的科研条件十分艰苦，、设备简陋、人才匮乏，但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挡他前进的步伐。他四处奔走，招揽人才，亲自参与设计和搭建实验室，逐步建立起了我国的电子学研究体系。1954 年，电子所并入钱三强领导的物理研究所，组建成电子研究室，陈芳允在这里继续深耕电子学领域，为我国电子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1957 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也让陈芳允敏锐地意识到航天时代的来临。他迅速组织团队对卫星进行无线电多普勒频率测量，并与天文台的紧密合作，经过无数次的计算和验证，成功计算出了卫星的轨道参数。这一成果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科研能力，也为我国后续的卫星发射和测控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他所采用的跟踪测轨技术，成为中国发射人造卫星时的主要跟踪测轨技术之一 。
此后，陈芳允又在脉冲技术、雷达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1958 年，他成功研制出国际领先的毫微秒脉冲取样示波器，将采样示波器做成可携带使用的仪器，这在当时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成果；1963 年，他与同事共同研制出爆炸测试用的多道脉冲分析器，该仪器在我国的爆炸试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1964 年，他带领团队研制出可在飞机上使用的单脉冲体制雷达，该雷达被大范围的应用于我国的歼击机中，极大的提升了我国空军的作战能力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陈芳允凭借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克服了重重困难，为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名字，也深深地铭刻在了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史册上。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在国防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成为当务之急。陈芳允临危受命，全身心投入到 “两弹一星” 的伟大事业中，在这个关键时期，他的贡献至关重要且影响深远。
1960 年，陈芳允参与论证并提出了试验用的多道脉冲鉴别器的试制方案 。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当时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基础薄弱，技术条件有限。但陈芳允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相关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深入研究和反复论证，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三年后，他与同事成功研制出爆炸测试用的多道脉冲分析器。在爆炸试验中，这台仪器肩负着至关重要的使命，它能够精确测量和分析爆炸产生的脉冲信号，为科学家们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持，从而进一步探索爆炸的物理过程和性能参数。正是因为有了这台先进的仪器，我国的爆炸试验得以顺利进行，为后续的核武器研发和改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5 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 的研制工作真正开始启动，陈芳允担任卫星测量控制的总体技术负责人 。这一任务的难度超乎想象，卫星测量在我国是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没有一点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当时，关于卫星的跟踪观测采用何种手段和方案，国内存在诸多争议。陈芳允没有盲目跟从呼声较高的方案，而是根据我们国家国情与国际上技术的发展的新趋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他带领技术人员大胆实践，反复论证，最终确定了以多普勒测量为主，并在卫星入轨点附近的地面观测站设置雷达和光学设备加以双重保证的测控方案 。
为了确保方案的可行性，陈芳允亲自参与设备研制和测量台站的建设工作。他带领小组成员跋山涉水，走南闯北，从炎热的广西、海南到寒冷的戈壁滩，从东边美丽的沿海城市到西边大漠深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出行条件极为简陋，火车经常超负荷运转，车厢里拥挤不堪，陈芳允和年轻的军人们一样，有时甚至要站着度过大半天的时间。他们背着军用水壶，饿了就啃几口凉馒头，渴了就喝几口凉水。在实地考察过程中，陈芳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对每一个可能的测量站点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估，考虑到地形、气候、电磁环境等多种因素对测量的影响。最终，他们在新化、南宁、昆明、海南设立了 4 个多普勒测量站，成功解决了卫星测量的 3 个重要问题：卫星是否进入轨道、卫星轨道是不是满足预定要求、卫星在何时到达了什么位置 。
1970 年 4 月 24 日，“东方红一号” 发射升空，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陈芳允主持完成的卫星测量方案发挥了巨大作用，地面观测系统迅速抓住目标，进行持续跟踪、测量与计算，并及时准确地预报了卫星飞经世界各地的时刻。这一方案不仅实现了 “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 的目标，在轨道测量精度上与其他几个国家相比也达到了较高水准，圆满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测量任务，为我国卫星测控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东方红一号” 发射成功后，陈芳允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后续的航天项目中。他参与了我国回收型遥感卫星测控系统方案的设计和制定工作，为我国十几颗遥感卫星的成功回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同样面临着诸多技术难题和挑战，但他从始至终保持着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和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不断推动我们国家航天测控技术向前发展 。
陈芳允在 “两弹一星” 事业中的贡献，不单单是技术上的突破和创新，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他的严谨态度、创新精神和无私奉献，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人员为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努力奋斗。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 “两弹一星” 精神的深刻内涵，成为了我们国家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
时光流转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格局风云变幻，科技竞争愈发激烈。在卫星导航领域，美国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PS）建设正如火如荼，已投入超过 100 亿美元，且日益成熟，逐步对民用开放 。而彼时的中国，在这一领域还几乎是一片空白，但陈芳允敏锐地意识到，卫星导航系统对于国家的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导航系统。
1983 年，陈芳允结合我国当时的国情，凭借多年积累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技术知识，提出了一个极具开创性的设想 ——“双星快速定位系统” 。这个设想打破了传统的卫星导航观念，美国的 GPS 由 24 颗卫星组网，而陈芳允却计划仅用两颗卫星组成导航系统。他的想法是把地心视为一颗虚拟卫星，再发射两颗地球同步卫星构成星座，利用这两颗卫星对地球表面的目标做定位。通过测量目标到两颗卫星的距离差，以及卫星与地心的位置关系，运用数学原理和复杂的算法，就能够精确计算出目标在地球上的位置 。
这一设想一经提出，便遭到了诸多质疑。在当时的科学界，传统观念认为，要实现全球卫星导航，需要大量的卫星组网才可以做到足够的精度和覆盖范围，陈芳允仅用两颗卫星的方案，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面对质疑，陈芳允没有动摇，他坚信自己的设想具有可行性。他的底气源于 30 多年来在航空航天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深入了解。他深知，虽然我国在资金和技术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但通过巧妙的设计和创新的思路，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卫星导航发展道路 。
为了验证自己的设想，陈芳允带领着研发团队开始了艰苦的探索之旅。他们来到广西、新疆以及北京的卫星测量控制站，利用两颗通讯卫星的空余时段做试验 。而这些空余时段大多在午夜 0 至 2 点之间，几年间，小组成员们从未睡过一个好觉。在简陋的实验条件下，他们日复一日地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和计算，不断调整方案和参数。每一次的实验都充满了挑战，信号干扰、数据误差等问题层出不穷，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
1986 年，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发展高技术的浪潮，陈芳允与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等 3 名国内顶级科学家联名提交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这一建议得到了国家的格外的重视，直接促成了中国科技史上著名的 “863 计划”。“863 计划” 充分肯定了陈芳允利用 “双星定位” 组网的设想，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
在 “863 计划” 的推动下，陈芳允团队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各种反复论证、实验和调整 。他们对卫星的轨道设计、信号传输、数据处理等关键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和优化。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改进，1989 年 9 月 25 日，陈芳允主持了首次 “双星定位系统” 功能演示会议 。在众多科学家的见证下，演示取得了圆满成功！电脑测算的数据与档案记载相比，误差不到 20 米，定位精度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这一成果震惊了科学界，也让那些曾经质疑的人刮目相看。此次成功演示，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地面目标利用两颗卫星快速定位，成为了 “中国北斗” 导航卫星系统的前身，为后续北斗系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
然而，“双星定位系统” 从设想走向实际应用，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方面，“导航卫星工程” 启动资金巨大，需要国家进行大量的资产金额的投入，这对于当时经济还相对落后的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另一方面，该项目涉及到多个领域和部门，有必要进行高效的协调和合作，在管理和组织上也存在一定的难度 。此外，国际上的技术封锁和竞争压力也给项目的推进带来了阻碍。但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挡中国北斗前进的步伐。
1990 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国的 GPS 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全世界完美演示了卫星导航系统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 。这一事件让中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紧迫性。1994 年 2 月，一份《关于印发双星导航定位系统工程立项报告》的通知发放给各个有关部门，随后 “北斗” 项目正式按下了 “启动” 按钮 。从此，陈芳允开创的 “双星定位” 设想，正式开启了我国 “北斗” 导航卫星事业的伟大征程，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 “北斗系统” 的泰斗级人物和创始人之一 。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一场以高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美国提出 “星球大战计划”，旨在通过一系列高科技武器系统的研发，确保其在军事和科技领域的非常大的优势；欧洲推出 “尤里卡计划”，联合欧洲各国力量，一起发展高技术产业，以应对美国和日本的挑战；日本也制订了 “今后 10 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若不及时跟上高技术发展的步伐，必将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1986 年 2 月的一个夜晚，中科院学部委员、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怀着对国家科技发展的深切忧虑，来到中科院学部委员、光学家王大珩家中 。两人促膝长谈，都深刻认识到中国必须积极跟踪国际领先水平，发展自己的高技术，否则将难以在 21 世纪立足。他们的判断并非凭空而来，一方面源于中国研制 “两弹一星” 的成功经验，让他们深知自主创新和发展高技术对国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对当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有着准确的认知，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场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
此后，王大珩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撰写和反复修改，起草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初稿，陈芳允在其中补充了高科技与国民经济的内容 。随后，这份建议书又送到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手中，他们对建议表示完全赞同，并对内容做了逐字逐句的推敲 。1986 年 3 月 3 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提出了这份具有深远意义的建议 。
3 月 5 日，在收到建议后，格外的重视，亲自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 根据的批示，国务院迅速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召开讨论会，并组织 200 多位专家做全面、严格的论证 。经过数月的努力，最终形成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1986 年 11 月 18 日，中央、国务院转发《纲要》，1987 年，该计划正式实施 。由于建议提出和批示的时间都在 1986 年 3 月，这个计划被简称为 “863 计划” 。
“863 计划” 从世界高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和中国实际要出发，选择了生物、航天、信息、先进防御、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七个领域 15 个主题项目作为我们国家发展高科技的重点 。这一计划的实施，如同一场及时雨，为中国的高技术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在 “863 计划” 的支持下，我国在众多高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
在信息技术领域，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发取得显著成果，“神威・太湖之光” 超级计算机的问世，使我国在计算能力方面跃居世界前列，为科学研究、气象预报、工业仿真等众多领域提供了强大的计算支持 ；在航天技术方面，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稳步推进，从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实现中国人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到神舟十一号完成 33 天中期驻留，再到如今空间站的建设，我国逐步掌握了载人天地往返、空间出舱、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变成全球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在生物领域，我国在基因测序、生物制药、干细胞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科学家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基因研究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 。
“863 计划” 的实施，不仅在技术层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更重要的是，它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高技术人才队伍，为我们国家科技发展储备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同时，该计划积极探索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技术发展道路，为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有益经验，促进了高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陈芳允作为 “863 计划” 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的战略眼光和前瞻性思维，对我国高技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深知，发展高技术是提升国家总实力的关键，只有在高技术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863 计划” 的实施，为我国在 21 世纪的科技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让中国在世界高科技竞争的舞台上，逐渐崭露头角 。
步入晚年，陈芳允的生活依然与科研紧密相连，他对科学的热爱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丝毫未减。尽管身体逐渐衰弱，但他那颗炽热的科研之心依旧跳动有力。
在日常工作中，陈芳允从始至终保持着严谨的态度和高度的专注。他常常坐在堆满书籍和资料的书桌前，一坐就是一整天，仔细研究最新的科研文献，关注国际科技动态，思考着我国航天和电子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他的思维依然敏锐，总能从复杂的信息中捕捉到关键的线索，提出独到的见解。他的办公室里，墙上挂满了各种卫星轨道图和电子线路图，这些都是他科研生涯的见证，也是他继续探索的指南。
晚年的陈芳允尤其关注小卫星研究领域。他深知小卫星在未来航天发展中的重要性，它具有成本低、研制周期短、灵活性强等优点，能够很好的满足多样化的应用需求。陈芳允热情参加小卫星相关的研讨和论证工作，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学识，为小卫星项目的规划和设计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他常常与年轻的科研人员交流，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经验，鼓励他们勇于创新，敢于挑战。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一批批年轻的科研人员逐渐成长起来，成为小卫星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生活中的陈芳允，是一个朴实无华、谦逊低调的人。他的生活非常简朴，家中的陈设简单而陈旧，但他却毫不在意。他的穿着总是整洁而朴素，没有丝毫的奢华和张扬。他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科研工作中，很少有时间去享受生活的乐趣。他的饮食也很简单，粗茶淡饭便能满足他的需求。他的这种简朴的生活方式，正是他高尚品质的体现，他一心只为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不计个人得失。
然而，岁月不饶人，长期的科研工作和劳累，逐渐侵蚀着陈芳允的身体。2000 年，他的身体健康情况急剧恶化，被病魔无情地击倒。尽管躺在病床上，他的心中依然牵挂着科研事业，尤其是他心心念念的小卫星研究和北斗卫星的后续发展。他常常询问科研项目的进展情况，为不能亲自去参加了而感到遗憾。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对科研的执着和对国家的深深眷恋，让人看了为之动容。
2000 年 4 月 29 日，陈芳允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带着对科研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对国家的深厚情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 84 岁 。他的离去，是中国科技界的巨大损失，无数人为之悲痛不已。他的同事们回忆起与他共事的点点滴滴，都对他的严谨治学、无私奉献和高尚品格赞不绝口。他的学生们更是将他看做人生的导师和楷模，他的教诲和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他们在科研道路上不断前行。
为了纪念陈芳允的卓越贡献，2001 年，国际天文联合会将一颗由中国科学家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 “陈芳允星” 。这颗星星在浩瀚的宇宙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正如陈芳允的科学成就和精神，永远照亮着中国科技发展的道路。陈芳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名字和他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史册上，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
生活发言人， 行走在山水之间， 畅游在生命之河， 用一双眼看尽人世繁华， 用手中笔记录美好人生。
